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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