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它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中地主只能做些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于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但他发奋读书，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又如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四十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但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被后世公认为乾、嘉时代的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若无科举制度，怕是这些人也登不了朝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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