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随着朱元璋的清洗行动展开，他不仅对淮西集团推荐的文官进行了清除，还一并除去了刘伯温生前所建立的浙东文官体系。这一举动标志着朝廷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也为新的势力进入核心层铺平了道路。

　　这一变革中，朱标作为即将接班的太子，也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手腕。他选择了一个既能维护朝廷权威，又能体现仁慈之心的策略：对于首要罪犯，他主张严惩不贷；而对于其他从犯及其家眷，则采取了流放的措施。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朱标的果断与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同。

　　邸报传至北平后，朱棣在阅读了相关内容后心生欢喜。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变革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朝廷清洗文官体系为他日后执政时培养新的行政官僚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批流放者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朱棣深知北方边疆的人口稀少、文教落后是制约地区发展的瓶颈。因此，他立即上书朝廷，建议将这些流放至北方的罪官家眷作为人口补充，同时利用他们的文化素养来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这一提案既响应了朝廷的政策，也巧妙地利用了这批人的价值，为北方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标在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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